摘要：故之南郊，明不得欺天也。 ...

就重卦之人与卦爻辞作者，后世微有歧见。

在人类财富不断加增的过程里，人类亦开始堕入无止无休的罪恶之中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只有内外因的结合，才能达到其现实性。

"[1]） 孟子以水往低处流的自然习性来说明人性本善，除非受了外力的牵引或迫压，才可能变为不善或恶。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，而是我本身固有的。纵性情，安恣孳，而违礼义者为小人。我们不能使猛兽而不食人，也不能让畜牲而通礼义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，可以听之聪不离耳，目明而耳聪，不可学明矣。

说来相映成趣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，除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，还有一个主张性非善非恶的告子，使这一问题的论证更显精彩。因此，仅就人类最根本的欲望而言，它的满足，是必须具备内因和外因的。(21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谥》，上册，第67-68页。

(17) 《白虎通义》所讲的礼治秩序就是三纲六纪的政治社会秩序，维护这一种礼乐秩序既是目的又是手段。后承主匡正常，考变失，四弼兴道，率主行仁。《钩命决》曰：天子，爵称也。……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何？五帝德大能禅，以民为子，成于天下，无为立号也。

⑤《白虎通义》在卷二《号》章规定： 帝王者何？号也。故一公三卿佐之，一卿三大夫佐之，一大夫三元士佐之。

《白虎通义》强调，君王立三公、九卿等以治理天下，既是帝王的政治安排，也是对天意的顺从。(13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五，《诛伐》，上册，第211-215页。号者，功之表也，所以表功明德，号令臣下者也。(19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一，《爵》，上册，第16-17页。

⑥《白虎通义》在卷二《谥》章规定： 天子崩，臣下至南郊谥之者何？以为人臣之义，莫不欲褒大其君，掩恶扬善者也。《白虎通义》作为君主政治的政典，必须确立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和方法。所以，《白虎通义》中体现出儒家士大夫倡导的为政以德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，它十分巧妙地将君主、大臣拥有的政治权力、社会荣誉与相应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统一起来。③可见，《白虎通义》是两汉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著作，集中体现了两汉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。

颛顼有天下，号曰高阳。汉代儒家思想源于先秦原始儒家，原始儒家学者目睹诸侯争霸、民生涂炭的严峻现实，为限制君权、反对暴政，故而系统地提出了为政以德、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。

儒家经典的原始文本产生于上古三代特别是西周，而作为经典体系的成型则是在春秋战国。内容提要：《白虎通义》是汉代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而达成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。

……诸侯之义，非天子之命，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，所以强干弱枝，尊天子，卑诸侯也。……死乃谥之何？《诗》云：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其次，《白虎通义》又应该看做是汉代的重要经典著作。《论语》曰：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注释： ①《尚书正义》卷七，《胤征第四》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二册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83页。显然，《白虎通义》作为汉章帝临制亲决并希望解决的是政治制度、君主施政、国家治理、社会礼仪、意识形态等重大实际政治事务，故而《白虎通义》首先是汉代的国家政典。

⑨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四，《封公侯》，上册，第130-131页。(14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九，《五刑》，下册，第437-442页。

《乐》仁、《书》义、《礼》礼、《易》智、《诗》信也。汉代士大夫就是通过引用《五经》的经传以及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汉儒遵崇的儒家经典，来确立汉代政治制度、国家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

六纪者，谓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天道莫不成于三：天有三光，日、月、星。

⑧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号》，上册，第47页。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。《论语》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。根据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的记载，董仲舒说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闻举》《玉杯》《蕃露》《清明》《竹林》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余万言，后人将他的著作编成文集，初名《董子春秋》，后将其首篇《蕃露》列入书名，遂成董子《春秋繁露》。

又曰：敬诸父兄，六纪道行，诸舅有义，族人有序，昆弟有亲，师长有尊，朋友有旧。所以，《春秋繁露》是从儒家经典中引申出国家典章制度、经世大法的政典，而《白虎通义》的特点是由国家典章制度、经世大法的政典溯源经典。

虞者，乐也，言天下有道，人皆乐也。《白虎通义》确立的全部政典大事，包括爵、号、谥、五祀、社稷、礼乐、封公侯、京师、三军、诛伐、谏诤、致仕、辟雍、灾变、封禅、巡狩、考黜、王者不臣三纲六纪、五刑、五经、崩薨等，它们得以确立、规范的思想基础、历史依据全部来源于儒家经典。

《春秋繁露》可以说是董仲舒以《春秋》公羊学为主、兼及其他的政治化经学的专著，也是他的经学代表著作。而《白虎通义》作为汉代王朝的政典，是汉章帝召集汉代士大夫参加、但是由汉章帝本人临制亲决的一次有关国家政典的协商、讨论大会，必然会体现出君主在接受儒家士大夫思想时的政治方面的强势态度。

可见，这一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、礼乐制度等方面顾问应对的政要和经学领域相关文化教育官员，他们要为汉朝的政治制度、礼仪规范、意识形态、文化教育承担责任。(19)《白虎通义》卷二《号》章对五帝三王的名号也作出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的解释与规定： 夏者，大也。其次，作为一部儒家经学的大典，《白虎通义》通过大量引证儒家经典来表达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理念时，使得《白虎通义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具有儒家经学著作的特点，是汉代士大夫的思想表达。《白虎通义》作为帝国政治的政典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那么，《白虎通义》则是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成型的文化共识与政治盟约。《王制》曰：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

所以，《白虎通义》不仅仅是汉章帝主持制定的政典，由于这一部政典的依据全部来源于儒家经典，故而它又是一部依托经典的政典。将东汉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与西汉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做一比较，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。

《礼经·解》曰：温柔宽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……礼所揖让何？所以尊人自损也，揖让则不争